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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兩國先後在本月訪問北京,也恰巧在原定的計劃會聯同歐洲執委會主席及歐盟外交及安全事務高級專員與北京官員會談。然而,在政界算是經驗豐富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卻在這次訪華行程遭到「公關滑鐵盧」,除了被眾多東歐政府元首、美國政府等公開批評外,學者、民間組織及社交媒體的迴響更是令馬克龍政府意想不及。
儘管總統府後來希望淡化事件,指馬克龍最主要不滿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與因過境美國而短暫停留的台灣總統蔡英文,屬美國借台灣問題挑釁中國,變相令歐洲要被迫面對台海局勢繼續升溫。同時,德國外長貝爾博克(Annalena Baerbock)在訪華行程中也多次重申歐盟對台海局勢的立場,希望為馬克龍的言論善後,並嘗試挽回歐美關係及歐盟作為民主體制的捍衛者角色。
然而,在眾多相互衝突的語言迷霧中,投資者如何正確理解未來的法中以及歐中關係,從而理解正確的地緣政治風險?例如馬克龍的說法是否等同於法國本身,以及歐洲主流的立場?而德國外長「善後之旅」的言論,歐洲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歐中關係的主軸是除去不必要的風險(de-risk)而非歐中脫鈎(de-couple),背後代表甚麼的外交政策取態?Orientis嘗試從正統的地緣政治分析及外交政策限制,為投資者撥開種種語言藝術背後的政治脈絡及其隠喻的政治風險。作為首篇分析,我們將為投資者定義馬克龍外交政策的數個重要特色,以及法中關係的基本格局。
馬克龍外交政策哲學︰21世紀的「戴高樂主義」
法國國民議會議員,也是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歐洲中心的高級總裁哈達德(Benjamin Haddad)日前投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題為《馬克龍大聲說出歐洲人對華的真實想法》(Macron Said Out Loud What Europeans Really Think About China),似乎表明馬克龍的聲音不只代表馬克龍本人立場,更是代表(至少)一部分歐洲菁英的心聲,馬克龍這次不過是擔當了《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個天真無邪的小孩。
當然,馬克龍並非天真無邪的政治小孩,畢竟他被曾被國際社會視為繼默克爾後領軍歐盟的重要人物。然而,儘管馬克龍上任時被推崇為在政治上「超越左右」的總統,但在外交政策上他卻是不折不扣的戴高樂主義者。所謂的戴高樂主義(Gaullisme) – 特別是在歐洲管治上 – 可以用三組概念去理解︰「歐洲的法國」(European France),「法國的歐洲」(French Europe)以及法國利益優先(France First, Europe Second)。戴高樂主義下的歐洲治理,首先是強調法國是歐洲系統不可或缺的一員,因此不論是在軍事合作層面、財金管理層面、農業政策層面等,法國均要被納入為歐洲大陸系統的一部份,而非如英國一樣雖位處地理上的歐洲,卻選擇光榮孤立政策,只是遙距地參與歐洲大陸事務。因此,即使有部分項目其實並非法國所長(例如財政管理及金融事務),或與法國本身的利益並非完全一致(例如歐盟與美國關係),法國也不希望被排拒於歐洲系統。因此,這亦可以解釋到為何當歐盟成員國強烈批判馬克龍對華對台立場時,法國當局的反應會如此敏感。因為在戴高樂主義者眼中,法國既屬於法國,也屬於歐洲。
至於「法國的歐洲」則進一步確立法國在歐洲事務的定位︰她不甘於當歐洲的其中一員,更希望是領導歐洲整合及帶領歐洲作為「舊世界」的一員。因此,法國政府會不斷運作其影響力影響歐洲政策,確立自身在歐洲事務的領導地位,以及嘗試淡化「新世界」美國,以及其代表英國在歐洲事務的影響力。因此,馬克龍在上任後不久即在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發表關於歐洲主權(sovereign Europe)及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方針,定調法國希望歐盟未來政治、經濟及外交的發展方向。事實上,「索邦發言」後戰略自主幾乎是每一個歐盟政經改革政策主要論述框架︰面對俄羅斯的能源槓桿提出歐洲要能源自由及進一步放棄石化能源;面對後新冠疫情體系提出產業自主及供應鏈自主;面對中美關係緊張提出外交政策戰略自主,強調北京作為歐洲「夥伴、競爭者及體制對手」(partner, competitor and systemic rival)這個三位一體(triptych)的概念。而為了進一步確立法國在華事務以至歐洲事務的地位,馬克龍在這次訪華行程中加入一個「表演」元素︰「邀請」歐洲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同時出使北京,共同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有趣的是,在出發前馬克龍表示邀請馮德萊恩一同出訪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法國並沒有代表歐洲的資格,因此希望能與馮德萊恩一同出訪,向北京表達歐洲對華的一致立場(a unified voice)。而北京傳統對歐洲領袖的「分而治之」的處理方式,「恰巧」地配合馬克龍外交行為的「表演內容」,更令整個訪問被國際社會看成法國「帶著」歐洲去訪問中國。
而最後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整個宏觀的法國外交政策是以法國利益為主軸,也就是當法國利益與歐洲利用出現明顯衝突時,巴黎會先考慮如何保障法國的國家利益,然後才考慮歐洲整體利益 – 甚至可以為法國國家利益「分化」歐洲,例如最為經典的例子是戴高樂因為對當時歐共體在體制及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改革的不滿,法國代表缺席歐共體部長委員會(Council of Ministers),令歐共體運作幾乎癱瘓。當然,隨著歐盟整合愈來愈緊密,體制也經歷不同層次的改革,令馬克龍難以 – 也不願意 – 仿傚其政治偶像般強勢影響歐洲管治,但在一些細節如在體制外推動核能聯盟影響歐洲能源政策,在聯同歐洲執委會主席訪華時單獨為法國企業爭取不少中國訂單,均顯示法國借歐洲體制捍衛國家利益的決心。
21世紀戴高樂主義下的法中關係︰嘗試建立分層正和遊戲
問題是,這種外交政策哲學下的法中關係會是一個怎樣的形態?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參考學者Michael Yahuda提出中歐關係的兩個基本因素︰「殘酷距離」(tyranny of distance)及「貿易主導」(primacy of trade)。所謂的「殘酷距離」,指的是法國與中國並沒有明顯的陸路及海洋邊界接壤(充其量部分位於南太平洋的海外法國(Overseas France)與中國「分享」同一片太平洋),因此兩國並沒有明顯的地緣政治衝突及領土領海權益爭議。因此,相對於美國視美中關係在霸權爭逐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北京政府與台北政府對台灣土地主權的「零和遊戲」,法中關係的爭議點更多屬博弈論中的「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即使總統府強調法國重視台海問題,並以早前有法國軍艦駛經台海的說法「證明」自身的立場,但其說法與美台的說法有本質上的分別︰法國在南海及台海的地緣政治利益,在於維持南海及台海的航道自由及安全,以及其衍生的商業利益;美國及台灣所討論的台海問題,更多是指北京會否武力統一台灣,以及其衍生的地緣政治改變。因此,台灣問題在法中關係及美中關係根本不是同一表述,其對台灣的支持、對北京的態度有明顯分別,反而是一個合理情況。
而因為兩國並沒有明顯的地緣政治衝突,因此法國對華政策的首要考量,便是經濟利益及貿易問題 – 這便很容易解釋為何不論是德國總理蕭爾茨(Olaf Scholz)或是這次馬克龍訪華,他們均會帶同國內主要產業的管理層出訪,並在當地進行大量的合約及訂單簽約儀式,以確保在國家內部對這次訪問的形象正面,以及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鞏固國內企業及政經菁英對政府的支持。當然,法國也希望北京可以為她當前面對的地緣政治問題(俄烏戰爭)提供更多的助力,以及期望可以在不同全球治理問題上與北京有合作的空間。然而,當代地緣政治及國際關係的特色在於不同議題「安全化」(securitisation),令原來單純的經濟及環保議題可以成為「安全議題」,例如可再生能源研究及產業發展在歐洲本屬環保議題,但在俄烏戰爭後便「安全化」為「能源安全」議題,亦因此令歐盟各成員國大幅加快能源轉型及綠色產業改革。將一項議題升格為「安全問題」固然可以令政府及公民社會更快及投放更多資源到相關議題,但同時也會增加該項議題,甚至整段關係由「正和遊戲」轉為「零和遊戲」的風險。而一旦政府及民眾將議題及雙邊關係視為一場「零和遊戲」,那最終只會變成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權力遊戲。
因此,馬克龍訪華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法中關係作不同分隔,藉而建立多個不同議題的「正和遊戲」︰將歐洲區域利益與美國全球利益分隔,以免捲入中美在全球霸權及台海問題的零和遊戲;將法國企業訂單與歐盟對華的經濟安全問題有機整合,在保障法國在華的經濟利益同時,借歐盟經濟安全之手迫使北京對法國(以及歐洲)企業作更多的讓步,以歐洲共同市場為籌碼向北京討價還價,爭取更多利益。若不是「不幸」遇上這次的公關災難,馬克龍及法國政經菁英大抵會視這是一次成功的訪華之旅。
然而,這真的是「不幸」,還是馬克龍忘記「戴高樂主義」是上世紀的產物,新的國際政治格局令忠實執行「戴高樂主義」外交的限制條件大大不同。單是歐盟涉外關係體制的改變,歐盟對華政策的演變,以及法國對華政策面對的實質政策限制,已令馬克龍的如意算盤難以打響。因此,下星期Orientis將會引領投資者了解這些限制條件,從而更有力掌握法中關係及歐中關係的地緣政治風險。
陳偉信博士
Orientis研究總監